王飞跃
近来，海外某著名学刊发文评议中国科研机构自主创建的学术期刊分区分级体系，并对新近的评析结果提出疑问，引起广泛关注。文中一些观点与海外相关议论无视甚至曲解现实，广大学者与相关政策制定者需要审慎甄别，深入思考。
其一，曲解事实，错置因果。例如，文中把近年来华工作学者的离华比例增高归咎于中国的学刊评估，实属误判。这些人离开中国的原因，大多是个别西方国家一些针对性政策的后果，与期刊评估分区分类的关联甚微。实际上，中国现行的学术评估，包括学刊分级的实践和文化，对一些海外学者极具吸引力。美国科研人员所受压力日渐增大，而国内目前清理“假人才”“虚回归”的力度持续增强，这恰恰凸显了中国学术环境的吸引力。
海外发文作者既未关注国内学者诉求、推动毕业与晋升制度改革，反而将海外政治因素导致的学者离华现象错误归咎于学刊评估，实属错置因果、不合逻辑。
其二，无视源头，失之偏颇。将科研评价体系的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一个科研机构的学刊分区体系，并有意无意地将其社会影响上升为国家“官方政策”的影响，而忽视国际学术大环境的根本性驱动作用——特别是西方商业机构主导的评价工具带来日益加剧的负面效应，失之偏颇。诸如SCI（科学引文索引）影响因子等指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对它的过度依赖，已经严重危害目前的国际科研生态。更有甚者，没有学术背景的商业公司雇员在中国的学术机构频频开设讲座，指导如何用SCI开展科研，甚至还充当起“治理”国际学刊的国际学术“警察”，实质是维护其暴利“学术商品”的“垄断权威性”之举。中国学术界是这类学术评价指标的重灾区，不但引发过度不健康不可持续的“内卷”，而且还催生出“论文工厂”“引用车间”“保录服务”等造假产业链。这些半公开的黑色产业，很可能导致贪污滥用科研经费、炮制虚假成果。更为严重的是，此类现象可能侵蚀科研人员的学术操守，甚至出现话题奇葩的论文，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此外，把学刊的影响因子等同于其论文学术价值与作者学术水平的不科学风气，实则根植于西方“高被引学者”等商业性产品的风行，这不应归咎于中国学刊分区分级体系的建设实践。
我们必须自主改革，坚持创立自己的学刊体系和相应的评价机制，诸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建立的分区分级评价体系实践，绝不可因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某些争议甚至错误而中途放弃。我们应做的，是对其进行监督，促其不断改进优化，并鼓励支持多元化的自主评价体系的创立与发展，确保中国的学术生态自主健康可持续发展。否则，我们将可能在本来就缺乏透明度的海外商业机构指挥棒的引导下，花费巨大的科研经费将自己的成果放进其数据库中，再花更大的经费把自己的成果拿出来用。就算这样的经济考量可以不计，更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的国际局势警示我们，也许未来某一天，我们花再多钱，也没办法把自己花钱放进去的成果取出来了。
其三，加剧冲突，甩锅中国。当前国际形势下，世界上各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必须加强团结和深化人类科学共同体的意识，警惕商业资本通过“影响因子”或“高被引”等学术评价商品化暴利工具侵蚀科研生态。制定学术政策的机构必须尽快变革，摆脱对这些“学术商品”的不当依赖，打击由此衍生的学术投机行为和黑色产业链。
当前有些国家政客将其国内产业发展困局与社会矛盾甩锅中国，认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他们大批“生锈带”和失业人员。实际上，中国的发展让全世界受益，这些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局症结均在于其内部治理问题。今天，学术界也面临类似的境况。中国的科研大发展让世界科技共同体受益，不但提升了中国的科技力量和产业水平，更让许多外国期刊出版组织和相关的学术信息公司依托中国市场获得巨额利润，有些杂志的收入甚至超过5亿美元/年。然而，一些海外企业和组织在中国除了维护其垄断和权威之外，难言任何实质性推动中国学术出版和科研文化向健康、可持续性发展之举。相反，它们花大力气同一些学术机构尤其是基金组织取得联系，堂而皇之地扩大自身影响。事实上，它们压根不会在其母国或其他西方国家这么做。
我们必须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学刊体系和评估制度，坚定支持并持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治理方案，维护并推动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作者是中国自动化学会监事长）
